纵观英国历史，经历了工业革命后社会经济百年变革，在此过程中持续探索城市化扩张与乡村守护、现代经济发展与乡村提振之间的平衡，其对于乡村发展的举措和经验，值得我们辨析借鉴。

英国人的“乡愁”

“英格兰就是乡村，乡村才是英格兰”，英国政治家斯坦利·鲍德温一语道出了英国人的乡村情结。

水磨、教堂、城堡、桥梁……这些独具特色的英格兰乡村景观源自11世纪诺曼征服后英国平稳环境下的农业大发展。近千年后的20世纪初，工业文明的冲击加之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，乡村居住也成为英国民众的共同向往。以雷蒙德·昂温等为代表的英国规划师倡导的花园郊区建设，折射出英国人对于低密度、大空间、花园、绿色的生活诉求。

如今，作为世界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，纵然大多数英国人在城市中工作生活，但乡村依然是绝大多数英国人理想之处和灵魂的归宿；有调查显示，82%的人认为住在离乡村30分钟车程的范围内是必要的。

正如英国作家杰里米·帕克斯曼所言，“英国人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实际居住的城市，而属于相对远离自己的乡村。”

可以说，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，乡村都是英国人的“根儿”，也承载着英国人的乡愁。

最早穿越城市化的阵痛

作为率先工业革命的国家，英格兰的乡村最先受到城市化和工业文明的冲击。正如“每一座城市都亏欠过乡村”，城市扩张与乡村守护的矛盾，英国早已经历过。

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，英国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业，大量的乡村人口涌入城市，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。高城市化率背后，隐藏着居住空间紧张、阶层混杂、环境污染等城市发展的阵痛。城市问题的出现，进一步加速了城市对于乡村的“掠夺”。

公路网和铁路网的完善更加速了城市化向乡村扩张的进程；与此同时，中高收入的人群逃离城市进入城市周边的郊区和乡村生活，均导致了乡村生态和景观的巨大变化。

生态破坏的同时，以农业为代表的乡村经济在工业革命初期屡次遭到重创。19世纪中后期，农业生产向殖民地的转移、自由贸易的推行，以及过高的成本等因素使英国农业陷入困境；一战结束后，战时开垦田地的弃耕导致了农产品产量的下降，英国农产品更加依赖进口，农业再次陷入泥潭。

城乡的剧烈变化、生态经济“双危机”，使英国开始重新审视乡村存在和发展的意义，英国乡村也开启了近百年的振兴探索。

“双输”走向“双赢”

“顶层设计”与“多级共治”

为确保乡村规划的“一张蓝图落实到底”，英国形成了“中央政府统筹决策+地方协同管理+行业协会促进”的多级管理体系。一方面，“自上而下”保证中央政府以顶层设计的角色，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规划框架和制度保障。另一方面，也“自下而上”充分尊重了不同地域的发展条件，确保各地区在规划落实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性。

农业渔业和粮食部、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、财政部等中央部门负责农业政策制定实施、乡村发展计划拟定落实等工作。农村事务委员会、乡村署、环境署、农业农村保护署等法定机构部门，重点聚焦城乡差距、乡村景观、环境保护、农村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制定。

20世纪以来，已有数十部相关领域的乡村建设法案颁布，以推进城乡统筹和乡村发展。其中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中央政府颁布的“规划政策公告：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”，公告强调了乡村地区集约建设、高水平规划设计引导等的重要性。这也意味着英国乡村从“土地利用规划”转向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“空间规划”。

地方部门进一步针对本地情况，灵活制定符合当地乡村发展的规划细则。尤其在2011年英国政府出台《2011年地方主义法》后，英国乡村地区的建设发展有了更大的自主权。如今，地方行政组织有权通过组织乡村调研-前景评估-社区咨询等步骤，完成当地乡村规划编制。

乡村规划的地方赋权充分尊重了乡村发展的在地性和多样性，也调动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。如伦敦东北部的埃塞克斯郡，依托其毗邻伦敦和海岸线的优势，制定了以经济繁荣、区域连接、创新等为主的发展目标。英国西北部卡莱尔地区的部分村庄，利用其自然景观优势，在规划中着重强调自然景观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。

总体来看，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“顶层谋划”，加以地方灵活性的规划细则，辅以专业协会的支援倡议，使英国乡村振兴具备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可实施性。英国乡村发展从政策组织上，致力于做到政策统一性与各地多样性的平衡，使乡村发展的活力得以充分调动。

“地、人、产”的城乡统筹

如今，英国的城乡界定中，“城乡二元”的界限已十分弱化，英国基于人口密度、居住形态、乡村性、城乡联系性、商业集中度等多重因素，形成了乡村空间系统的网格架构。

在乡村内，英国探索乡村土地的多元化利用。虽然是土地私有制国家，但英国通过1947年《城乡规划法》，将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分离；后续多部法规也针对限制个人随意开发土地、私有土地让利于公共利益等事宜予以约定，奠定城乡有序发展的基础。针对乡村内部设施闲置和使用受限的情况，英国环境、食物与乡村发展署提出“解除农用建筑规划限制”的倡议，准予利用闲置农用建筑发展更多元的商业用途，通过对土地利用的适度解绑，激活乡村的创业热情和经济活力。

英国还建立了多层次的自然保护区体系。其中包括15个国家公园和47个法定自然美景保护区，二者面积约占英国总面积的25％。自然保护区一方面从公共道路、社区规划、资源利用等多层面的规划控制和实际管理入手，保障地区内自然及有价值的历史资源不受后期发展破坏。另一方面也在区域内部制定统一发展战略，通过功能分工、资源整合、统一运营管理等方式，实现区域的整体开发，以兑现当地土地价值和经济利益。

英国政府推行城乡均等化，主要聚焦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，目的是缩小城乡之间发展鸿沟。政府通过财政拨款、补贴等方式，在新建住房、燃气电力、交通出行等方面，给予了乡村地区有力支持，保证了乡村地区享有同样现代化的生活条件。同时，政府更是成立专门机构、拨付专项资金进行乡村的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”。

在“公共服务均等化”方面，英国政府通过出台农村白皮书、农村战略等纲领性文件，推进乡村地区在就业服务、福利保障、医疗服务、法律服务等多方面发展，以改变农村地区较为落后的现状，推进相对均等化的全民社会公平。“城乡二元‘破壁’、完善的乡村保护和弹性开发体系、基础设施与服务城乡均等化”，使得英国乡村地区在生态文化守护的前提下，通过城乡联系、设施、资本等因素的加持，收获了充分的发展势能；这些也共同奠定了乡村地区人口吸引力和经济活力的基础。

“收入保障”方面，英国通过宏观财政调控和市场调节，有效保护了本国农民的利益和收入。一方面，英国政府通过“农场结构补贴、园艺生产补贴”等大力度的农业补贴政策和农业税收免除、税率优惠等税收减免措施，保障农民和农场主收益。通过发展完善的农民储能金融和农业保险体系，提升农民自身造血和抵御灾害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政府充分调用市场调节的力量，提升本国农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销量，进而提升农民收益。在设置进口农产品关税贸易壁垒、保护本国农民利益的基础上，推行“食品安全认证标识”“肉类、奶制品产地标识”等健康有机标签，并推广多种健康饮食计划，以激活市场对健康农产品的消费需求。

科技赋能产业多元乡村产业的自我造血能力，是维持乡村持续繁荣的关键。

英国通过农业科技赋能、鼓励第三产业和创新经济发展，促进城乡破壁融合；让乡村产业发展充分对接城市的科技、市场、人口，再造城乡经济社会关系。对接科技前沿，推进农业科技升级。政府制定《英国农业科技战略》，让农业在实现机械化、自动化的基础上，发展与大数据、信息科技、生物技术等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技术，增强本国农业经济效益和全球竞争力。

技术创新方面，英国做到了“农业技术创新”与“转化应用”的双轮并进。通过建立技术创新中心、农业科技孵化器、国内外产学研合作等，打通农业科技创新的闭环。如政府投资超9000万英镑，建立以“农业信息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”为基础的系列农业创新中心；中心囊括了英国信息和农业技术的顶尖机构和企业，通过农业信息建模统计、搭建数据搜集统计平台、提供农业数据服务等方式，推动大数据服务农业发展。此外，政府投入7000万英镑，打造“农业科技孵化器”，加速农业科研成果转化。孵化器不仅致力于促进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和企业的深度合作，鼓励知识和技术的转移；更积极推进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和农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，通过加强农户、技术人员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，促进农业技术的分享和推广。

英国乡村迎合互联网经济时代创新趋势，强化乡村地区在健康食品、生态环境、环保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优势，把握人才对于“生活质量创新”的需求，积极发展文化创意、信息技术等新经济产业，全方位推动乡村经济发展。以苏格兰地区乡村创意经济发展为例。苏格兰通过系列组织和计划，如创意苏格兰、高地和岛屿企业等，资助当地艺术家及行业参与者，提升乡村针对艺术人才的吸引力。同时，通过丰富乡村艺术组织，建立起乡村地区与全球艺术资源对接的桥梁。

总结来看，英国通过城乡规划的“地”的统筹、等质齐观的“村”的建设，事业创造的“人”的扶持、自发造血的“产”的培育，探索乡村地区生态守护、社区繁荣、产业振兴之间的平衡。同时，也构建起了农村与城市在经济结构变革、劳动力转移背景之下的人口、产业新融合。